从来没有任何一条历史时间线上，如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一样，如此高密度、广范围地将“个人债务”放置在核心议题的舞台之上。

　　从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民生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相继推出信用卡等个人信贷延期还款措施;到月末央行、银保监会紧急召开主要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会，再谈个人住房贷款、消费贷展期问题;及至同期，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又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工作的通知》，明确助学贷款延期还款、减免利息等支持举措……

　　一时之间，学生党、房奴、爱买族、打工人、创业者、投资人等诸多群体在政策包围下完成紧急集合，而聚光灯下的问题只有一个——个人债务。

　　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政策在释放什么信号?个债问题的“结”与“解”究竟在哪里?而围绕个人债务问题衍生出的金融纠纷调解行业有何意义、又在走向何方?

无人幸免，欢迎来到“全民负债”时代

　　在个人信贷展期政策集中出台的同时，有一则“应景”的新闻投入舆论场。5月26日，永辉超市惊现38笔大宗交易，成交的1.8亿股全部来自董事长张轩松的减持，而这位身价百亿的富豪此次套现7.3亿巨款的目的，不为其他，只是为了降低个人负债。

　　个人债务当然不是富豪的特权，它在今时今日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渗透已经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数据显示，2008年后的十年间，我国居民债务负担上涨了3倍多，到2018年居民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约54%，接近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2019年末，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调查了全国3万余户城镇居民的收入和负债情况，调查显示接近6成家庭有负债，平均债务收入比为1.6，也就是说债务相当于1.6倍的家庭年收入，其中低收入人群的债务负担尤其沉重，年收入6万元以下的家庭债务收入比接近3，资产最少的20%的家庭还会更多使用民间借贷，风险更大。

　　同时，随着近年来消费主义的盛行，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消费观念发生改变，超前消费被广泛接受，导致信用卡、花呗、白条等各种个人消费贷激增，2016-2018三年时间，银行信用卡和借记卡内合计的应偿还信贷余额年均增幅接近30%。

　　总体来看，在高房价房贷杠杆与纵情消费类债务的双重叠加下，我国居民债务快速上升，“全民负债”时代宣告到来。

　　虽然债务不可怕，但债务引发的风险与危机很吓人。由于我国个人资产的结构以房屋等固定资产为主，流动性差、现金流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在疫情持续不散的这三年时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收入与债务的矛盾不断突出，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的金额已达到1500亿元，大量债务人陷入债务危机，甚至难以清偿债务的漩涡中。

　　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成为环绕当下个人债务问题的主题词，而随着债务水平的走高和未来信心的减弱，势必影响下一步的信贷及消费，并带来各类金融衍生品的连锁反应，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缺失，最终将威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所以在过去的一个月，政策端才会针对个人债务有如许多的动作与举措，同时也能看到政府对要素市场的改革，通过遏制房价上涨势头、提高居民收入等手段，试图化解居民的债务风险。

　　但政府在宏观上的调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回到现实微观中每一个真实的债务人身上时，则需要更具针对性、细节化、可操作的手段和方案。

债务人需要新的“中间人”，行业初兴中的劣币良币之战

　　“债台高筑”并不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困境，但当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站上令人恐惧的“债台”后，只有搞懂当下个人债务的共性与特性，才能为债务人找到更好的途径去解决危机。

　　如今当一个债务人陷入无法清偿债务的困境时，其将面对的情况与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一致——催收。催收可能来自亲戚朋友、投资者、金融机构等“借款人”或接受委托的专业催收机构，但不变的是永无休止的“还钱”呼唤。

　　对于大部分“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而言，还钱的意愿其实是强烈的，但能不能还、怎么还却是一个其自身难以解决的大问题。

　　不论是面对单一债权人还是多个债权人，债务人往往无法在资不抵债的条件下获得债权人的信任，让其接受“降格”、“分割”等各式折中的还款方案，甚至无法在债务纠纷中合理合法地保障自身权益。

　　所以自古以来，债务纠纷的最终解决都主要通过官方和民间两大渠道，也就是对簿公堂与中间人调停。

　　如今的债务诉讼，已经施行的《个人破产条例》及在路上的《个人破产法》都可以视为官方提供的解决方案。但从历史长河来看，债务问题的复杂性、个性化等特点，往往更要求或偏向走入中间调停的解决方式，即使是进入诉讼阶段的债务纠纷，多数也最终在庭下达成和解。

　　这个在民间起到“居中调停”促成协商的中间人角色，在过去人与人社交链条极为紧密的社会中，常由债务双方都熟识认可的“乡绅乡贤”担任。但在现代社会，债务双方的社交关系一般都相当疏离，债务人面前既有陌生人也庞大的金融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主动逃离被债务纠缠去重启人生的债务人，就有了寻找现代债务调解“中间人”的需求。

　　同时，有别于社会中流行的“欠钱的才是大爷”的论调，在现代的债务关系中，债务人往往以弱势形象出现。无论是陷入套路贷的学生、创业失败的的创业者、失业的打工人、突遭意外的不幸者，类似群体都不是恶意逃废债的老赖，而只是在人生意外中跌入泥潭的普通人。而一旦陷入债务危机，他们将面对的就是无休止的催收，个人信用遭惩戒，甚至人身自由被限制，常常不仅失去回归正常生活的空间，也失去了重新创造财富与价值以清还债务的可能，就此落入了“比谁都想摆脱债务危机”的债务人却不被“允许”化解债务纠纷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可以帮助弱势债务人群体，专业、科学、合法合规梳理、解决债务问题的“中间人”需求，也相应地水涨船高。

　　而为了重启人生，就必须停止催收，这又进一步分解出包括“停催、停息挂账、协商减免、个性化分期”等在内的细致需求。

　　在这种新环境的新需求下，必然会诞生新的市场，为债务人提供专业金融纠纷调解的新型“中间人”以创业者和企业的形式开始涌现。

　　真正的金融纠纷调解从业者开展服务的第一前提是谨守法规、普惠大众，在给“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重生之机的同时，也积极维护债权人利益，坚持用平等协商的方式公平清理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债权债务，通过真正科学有效的咨询、法务、债务规划、资产重组等方式，协调债务人与个人、金融机构、网贷平台等债权人的关系，帮助债务人理性规划债务，降低负债杠杆，实现减压、止损，直至平稳成功上岸。

　　金融纠纷调解行业的发展在稳步推进的同时，却深受黑产之累，被“错认”、被污名化的事例数不胜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做正确的事”的从业者正在得到债务人、消费者、政府、监管机构的认可，金融纠纷调解在“全民负债”时代所肩负的责任与意义也正在被更多看见。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进一步构建务实管用、兜底有力的社会救助体系，而从责任意义层面，涉及个人债务问题解决的金融纠纷调解正是这一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债务问题，残酷的惩罚和简单粗暴的执行制度并不利于良好公共秩序的形成，也不利于调动全社会消费、创业的积极性。而以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以及债权人彼此之间进行合理分担，避免造成任何一方毁灭性结果为原则的金融纠纷调解，可以说是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应对个人债务困境，切实做到“兜住基本生活底线”的有效途径。

　　金融纠纷调解实践的深入，让不少绝望的债务人能够重新振作，积极投入社会生活，激活了再次工作、消费、创业的热情，有力地证明了金融纠纷调解有助于整体社会福祉的增进，更证明了其自身对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性。

合规发展是必然之径，拥抱监管挽回更多“崩盘人生”

　　今年2月，浙江、福建、陕西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金融监管、公安、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金融领域不良代理投诉举报风险优化营商环境的通告》，提出严厉打击金融领域的“非法代理投诉”、“代理维权”等，明确“非法代理投诉”属于违法行为。

　　可以说，这是产业迈向健康化发展的关键一步，对于合规合法为债务人解决债务问题的金融纠纷调解从业者来说，监管的落地反而提供了一枚护身符，可以真正从“以法为盾、以律为据”出发，在标准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正向道路上持续深入。

　　从行业反应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对监管的态度，是积极的、拥抱式的。在5月底召开的个债咨询服务行业自律协会筹建会暨行业健康发展研讨会上，一批充满社会责任感的金融纠纷调解从业企业就主动提出拥抱监管，规范行为，携手缔造合规与监管的产业蓝图。扶持诚实而不幸的金融消费者，为建立系统化、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的中国金融个债纠纷处置行业新体系而不懈努力。

　　那些曾经看似“无解”的个人债务，多是一场人生的意外和不幸，但相信在金融纠纷调解行业的正向下，更多即将“崩盘”的人生能重新回到希望的轨道之上!